第62章 汉纪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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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初，南阳人张释之担任骑郎，十年都没有得到升迁，就想辞官回家。袁盎知道他有才能，就推荐了他，张释之当上了谒者仆射。

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出行，登上虎圈，汉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登记各种禽兽的册子。问了十几个问题，上林尉左顾右盼，一个都答不上来。虎圈的啬夫在旁边代替上林尉回答了。汉文帝问的关于禽兽册子的问题很详细，想借此考察上林尉的能力。啬夫对答如流，说个不停。汉文帝说：“官吏不就应该像这样吗！上林尉真是没用！”于是下诏让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。张释之过了一会儿上前说：“陛下觉得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？”汉文帝说：“是忠厚的长者。”张释之又问：“东阳侯张相如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汉文帝又说：“也是忠厚长者。”张释之说：“绛侯和东阳侯被称为长者，可这两人说起事情来，都不怎么会表达，难道要学这个啬夫，能说会道、伶牙俐齿吗！而且秦朝任用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，他们争着以办事迅速、苛刻审查来显示自己的才能。这样做的弊端就是，只注重表面文章，没有实际内容，听不到自己的过错，国家逐渐衰败，最后土崩瓦解。现在陛下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，我担心天下人会跟风，都去争着耍嘴皮子，而没有实际才能。下面的人受上面的影响，比影子和回声还快，所以陛下的举措不能不慎重啊。”汉文帝说：“说得好！”就没有任命啬夫。汉文帝上车后，让张释之陪乘。在慢慢行驶的路上，汉文帝问张释之秦朝的弊端，张释之都如实回答。回到宫中，汉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。

没过多久，太子和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，经过司马门的时候没有下车。于是张释之追上去拦住太子和梁王，不让他们进入殿门，还弹劾他们“经过公门不下车，犯了不敬之罪”，并上奏给汉文帝。薄太后听说了这件事，汉文帝摘下帽子，向薄太后谢罪，说自己教导儿子不严谨。薄太后就派使者传达诏令，赦免了太子和梁王，他们才得以进入。汉文帝因此觉得张释之很了不起，任命他为中大夫。没过多久，又升为中郎将。

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到霸陵，汉文帝对大臣们说：“唉！要是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材，在中间填充切碎的苎麻丝絮，再用漆黏合，难道还能被打开吗！”大臣们都说：“好啊！”张释之说：“要是棺材里有让人想要的东西，就算把整个南山都封起来，还是会有缝隙让人找到；要是里面没有让人想要的东西，就算没有石头棺材，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！”汉文帝称赞说得好。这一年，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。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，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，拉车的马受到惊吓。于是汉文帝派人把那个人抓住，交给廷尉治罪。张释之上奏判决结果：“这个人冲犯了皇帝出行的车驾，应处以罚金。”汉文帝生气地说：“这个人惊吓了我的马，幸亏这匹马温顺，要是别的马，说不定就把我摔伤了！可廷尉却只判他罚金。”张释之说：“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。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，如果加重处罚，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。而且当时，陛下您要是派人直接杀了他也就罢了。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，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，一旦有偏差，天下人用法都会跟着随意轻重，百姓们该怎么安放自己的手脚呢！希望陛下明察。”汉文帝过了很久才说：“廷尉的判决是对的。”

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，被抓住了。汉文帝很生气，把这件事交给廷尉处理。张释之按照“偷盗宗庙服饰器物”的罪名上奏，判处死刑。汉文帝大怒说：“这个人太无法无天了，竟敢偷盗先帝的器物！我把案子交给廷尉，是想判他灭族，可你却按照法律上奏，这不是我恭敬承奉宗庙的意思。”张释之脱下帽子，磕头谢罪说：“按照法律，这样判就足够了。而且同样的罪名，也要根据情节的轻重来区分。现在偷了宗庙的器物就判灭族，如果万一有愚蠢的百姓挖了长陵的一抔土，陛下又该怎么加重对他的处罚呢？”汉文帝就向薄太后说明情况，薄太后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。

评论

汉文帝前三年，西汉在政治、军事、司法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，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着西汉王朝的走向。

政治上，汉文帝对列侯归国的督促以及对丞相和太尉官职的调整，显示出他对朝廷权力结构和地方治理的重视，试图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掌控，优化权力分配，为国家的稳定运行奠定基础。同时，淮南王刘长的行为及汉文帝对他的态度，反映出皇室内部关系的复杂。刘长因特殊经历和自恃与皇帝亲近而骄纵，汉文帝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的气焰，这也为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埋下伏笔。

军事上，匈奴右贤王的入侵引发了汉朝的军事行动，汉文帝果断派遣丞相灌婴领军出击，展现出扞卫国家领土、保护百姓的决心。而济北王刘兴居的谋反，反映出地方诸侯对中央政权的挑战。汉文帝迅速做出反应，调兵平叛，并通过赦免相关人员的诏令来分化叛军，稳定局势，体现了他在处理内部叛乱时的政治智慧和策略。

司法方面，张释之的一系列事迹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司法官员对法律公正的坚守。无论是对啬夫任用的谏言，还是在处理太子过司马门不下车、百姓犯跸以及偷盗宗庙器物等案件中，他始终秉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法律应取信于民的原则，不迎合皇帝的一时情绪，极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。汉文帝最终对张释之判决的认可，也反映出汉文帝能够听取合理建议，尊重法律，展现出一位明君的风范。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对当时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维护作用，更为后世树立了司法公正的典范，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总体而言，汉文帝前三年的这些事件，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西汉初期在巩固政权、应对外部威胁、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探索，为汉文帝后续的统治以及西汉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