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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人类诗学的方言书写与身份重构》
——以树科《乜乜后人类时代》为中心的批判性阅读
文\/一言
在人工智能伦理讨论日益范式化的今日，现代汉语诗人树科以粤语方言为载具，构建出极具张力的后人类叙事景观。《乜乜后人类时代》非但挣脱了科技诗常见的工具理性窠臼，更在南中国特有的语言土壤中，勾勒出文明转型期的精神地形图。诗中\"乜乜\"（粤语：什么）的反复诘问，恰似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火把，将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性困境投射于方言的诗意褶皱中。
一、方言的认知暴力与祛魅功能
诗人刻意选择粤语方言作为抗争武器，暗合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关于\"用主人的工具拆解主人的房屋\"的策略。在普通话主导的汉语诗学场域，粤语词语的擦痕形成特殊的疏离效果：\"陆陆续续上岗\"中的\"上岗\"（粤语：就职）与\"四面八荒\"的互文，既解构了传统汉语的空间意象，又重构出技术霸权渗透的劳动场域。这种语言策略呼应着巴赫金所说的\"众声喧哗\"，使被标准化叙事遮蔽的底层经验得以发声。
诗人对职业体系的解构展现福柯式的权力批判，\"铁饭碗\"到\"金饭碗\"的递进序列，暗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逻辑。当\"公务员\"与\"侍应\"被并置消解时，语言暴力撕碎了职业神话的伪饰。这种颠覆性书写，令人想起《诗经·伐檀》对\"不稼不穑\"的诘问，以古今对话形成对技术官僚主义的双重批判。
二、机械复制的诗学拓扑学
诗中\"Ash大卫8\"等拟人化AI代号，形成本雅明预言的\"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\"的诗学对应。粤语特有的\"嘟\"（都）、\"啲\"（的）等虚词，在重复中堆叠出数码时代的焦虑节奏。这种语言现象学实验，与威廉·吉布森的赛博朋克美学形成跨时空对话，却又因方言的在地性获得独特质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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